一、周恩来与郑洞国的黄埔师生情
1924年春，郑洞国从湖南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主任的周恩来同志有着师生之谊。
周恩来同志当时年仅26岁，却已经是著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了，在军校内颇受学员们爱戴。多少年后，郑洞国还清晰地记得他讲课时英俊潇洒、铿锵有力的神情。
第一次东征战役时，周恩来同志任东征右翼军政治部主任，郑洞国先后任所属党军教导一团连党代表、教导二团营党代表，相互间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周恩来同志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卓越才干，以及谦和、平易的作风，给郑洞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心里格外敬重他。
几个月后，第二次东征战役爆发。正在湖南家乡探亲的郑洞国闻讯星夜赶返广州，却一直找不到返回部队的机会。直到东征军将陈炯明部彻底击溃，陆续向潮梅地区集中时，他才辗转赶到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汕头。
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见到郑洞国十分高兴，当即委派他去潮州野战医院任党代表。
郑洞国闻言却垂头丧气了。
原来在广州时，上级曾要郑洞国担任黄埔军校医院党代表，执意要带兵杀敌的郑洞国不肯接受。现在好容易赶到前线，还是去做医院的党代表，心中自然极不情愿。周主任和蔼地说：“医院的工作也很重要嘛，那里需要你。你先去工作一个时期，以后我再设法替换你。”无奈的郑洞国只得怏怏赴任去了。
不久，潮州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们陆续痊愈归队，郑洞国再也呆不住了，又跑到汕头。周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亲自举荐郑洞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1营营长。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他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始终奋战在时代的前列；郑洞国则出于思想局限，选择了一条与其革命初衷相反的政治道路。
1948年，郑洞国率部困守东北名城长春。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一举攻克锦州，切断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退往关内的陆上通道，迫使饥困不堪的十万长春守军一部起义，一部投诚。
在郑洞国陷入绝境之际，周恩来同志亲自给他写信，陈明祸福，晓以大义：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离背，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这封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前线的，由于城内战乱，当时未能送达郑洞国手中。长春和平解放以后，他才知道此事，对于老师的这番亲切关怀，内心由衷感激。
1950年夏，郑洞国由东北去上海医病途径北京，周恩来同志在家中会见并宴请了他。郑洞国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担任政务院总理的老师日理万机，却还一直记挂和关怀着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
那天，郑洞国刚走进客厅，周总理就快步迎了上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未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郑洞国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一时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哽咽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记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详尽地问起郑洞国的身体和家庭情况，犹如家人一般，使他如沐春风。末了，他又和蔼地问起郑洞国今后的打算。郑洞国想了想，不无颓丧地说，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湖南家乡种地去。在一旁作陪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李奇中插话道：“好哇，你在老师面前也敢称老？”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周总理亲切地说：“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做贡献呀。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许多事情都等着我们去做呢。”郑洞国很感动，表示先回上海治病，再听候安排。周总理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
1951年冬，郑洞国写信给李奇中，谈到目睹祖国气象一新、蒸蒸日上，十分振奋，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奇中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快给郑洞国发了电报，邀他来京。
春节前夕，郑洞国一到北京，周总理就在政务院会见并宴请了他。
郑洞国向周总理汇报了对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周总理格外高兴地说：“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你的年纪还轻，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几个月后郑洞国迁居北京，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经毛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郑洞国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几度痛哭失声。直到晚年，每当回忆起与周总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黄埔师生情谊，郑洞国总是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是我一生的师长。从他身上，我体会到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品质，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
二、周恩来两请黄炎培
新中国成立时，组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的寓所，诚心诚意地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了周恩来的请求，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态度诚恳的周恩来，他有些犹豫不决：“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听了黄炎培的话，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周恩来又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出来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违背“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访，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周总理两次亲自登门拜访，黄炎培感激不尽，他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欣然同意了总理的请求。
对于此事，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曾经不解地问他：“怎么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三、周恩来力保荣毅仁
1950年，荣毅仁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饭，正好坐在第二桌——周总理那一桌。周总理见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噢，少壮派！”
“文革”十年浩劫，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在紧要关头，周总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
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荣毅仁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四、周恩来与十世班禅
周恩来是十世班禅大师最早接触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其时班禅还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因此，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班禅大师的成长，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禅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十三岁的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四十余人到达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有关事宜。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
十三岁，毕竟还是个少年。他一脸稚气，在一批饱经风霜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谨和紧张。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身份，确定了他的特殊地位：从小备受优崇，接受过良好教育，懂得礼仪。他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以示崇敬。两人虽然在年龄和资历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来对他十分尊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谈判到班禅在京活动，从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到藏民内部的团结……内容十分广泛。十三岁的大师虽不能全部理解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入口处，总理停步，右手微微弯曲，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少年大师则双手合十，稍稍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席间，总理不断地给大师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他不时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少年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整个谈判期间，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在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应有的恢复。
周恩来和班禅第二次相见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班禅同达赖一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两位佛爷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对他们的参观访问、饮食起居都亲自过问。
为了进一步建设西藏，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西藏工作。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了。
三月十日，周恩来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席间，周恩来、达赖、班禅都发表了充满情谊的讲话。班禅在讲话中表示回藏后，一定为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巩固西南国防而努力奋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他们到印度后，在印度的藏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企图阻止达赖和班禅返回祖国。
其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分别会见两位大师，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班禅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照中央的安排办，绝不会接受外界的影响。他严厉谴责极少数分裂分子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拥护祖国统一。在结束纪念活动之后，班禅摆脱了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二十一岁的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这样。班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他来来往往，到北京的机会多了，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多了，聆听总理教诲、向总理学习的机会也更多了。
班禅精力充沛，责任心强，经常是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为平息叛乱、推动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两藏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么重大问题，班禅都直接向总理请示汇报，总理也总是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和具体指导。班禅大师曾多次讲过，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五、“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僧人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