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题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领地位。由于所处时代与立场不同，古今中外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政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政治发展的不断推进，都要求对政治的本质性问题做与时俱进的回答。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精髓。
观察政治现象的起点是人民立场
立场是人类观察和认识特定现象的价值与逻辑起点。由于所处立场不同，即使对待同一个客观现象，观察者也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比如，对待利益集团，由于西方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讲是站在资产阶级或者资本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利益集团不仅不会伤害民主政治，而且是所谓现代民主社会的固有组成部分，是不同利益纳入公共议程的必要渠道，是实现广泛包容性“多头政治”的必然形态。而在中国，“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而也就得出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截然不同的结论。对待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严厉地指出：“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因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生态的破坏者，是人民利益的伤害者。
对于政治立场问题，自由主义政治学一直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作为其逻辑起点的“自然权利”或者“天赋人权”虽然被冠以“人人平等”的名义，但是当这些权利要真正落实到政治生活中的时候，自由主义思想家便暴露出其保守的本质。比如洛克便提出给予高级管理者、制造商人、受高等教育者等社会精英每个人两票或两票以上选举权的方案。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政治的本质问题不仅是坦率的，而且是一贯的，其都指向了群众、人民、人等关键词。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立场”做了更加清晰的阐释：“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从学理上讲，“人民立场”包括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人民主体地位等一些具体的维度，但归根结底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政治问题的标尺。这一理念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人民根本利益”，这是从抽象层次上指出人民的利益从整体和长远角度看是一致的，因此政治制度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重大政策出台等都要与之保持一致。其二是“最广大”，这是从具体层次指出人民利益在特定的时空中可能存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等差别。面对这种情形，就要用“最广大”这一标准找出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当然，这并不意味要忽略个体的、眼前的或者一般的利益，而是通过后文提及的对人民群众的情怀、关注人民群众具体生活、运用人民民主制度等方法，实现不同利益的和谐与统一。
理解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人民情怀
如何看待“人民”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功能是政治学说探讨的重点话题。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对“人民”力量的恐惧和怀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自由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民主权”，但又将“多数人的暴政”挂在嘴边，对除去资产阶级之外的人民的力量有着天然的恐惧。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的精英主义者直接将民众称为“邪恶者、无能者和堕落者”，或者认为其不过是“乌合之众”。这些标签也反复被用来形容人民的“无知”和“狂热”。认真考察当今的政治科学研究可以发现，很多西方学者都通过各种资料去证明，理性对于人民来说似乎就是一种“奢侈品”。如《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作者直接指出的那样：“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简言之，他们是非理性的。”因此，人民并不是可以信赖的力量，当然也不可能是整个政治过程的核心。对此，熊彼特毫不掩饰地指出：“选民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上被尊称为人民的召唤——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择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
与自由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有着深沉的情怀。在他们眼中，人民不仅不是无知或者非理性的，而且是理论家或者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老师。恩格斯认为：“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从更高层次讲，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主张都必须与人民的需要相一致，“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具体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要求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不仅要反对“好为人师”的狂傲态度，而且要真正将人民当作知识的来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更是其领袖风范的显著特征，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一切政治活动都应该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千方百计地贬低人民的地位，限制人民作用的发挥。其次，信任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防止自满自傲，不要以为自己无事不通，看不起普通的群众。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信任群众，才能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攻坚克难、强基固本，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新发展，进而避免西方式的政治发展裹足不前。再次，对人民要有感情。人不仅有理性，而且有感情。人民对政治现象的好恶感、爱憎感、美丑感、亲疏感往往会影响政治运行的效果。因此，必须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与“人民心心相印”、“情为民所系”、“增进与群众感情”，因为只有以心换心，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能真正找出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办法。
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梳理近代以来中外思想家对于政治目标的论述，大部分学说都指向了“人民”或与之相近的概念。如果仔细辨析的话，西方对于政治目标的论述指向了“公意”、“众意”、“共同的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等。这些概念的来源并不是实际的政治生活，而是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其原点往往是只存在于头脑之中的原初状态或者社会契约。这种抽象的政治目标不仅本身就是虚无缥缈或者自相矛盾的，而且应用到现实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比如，卢梭认为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但是，当卢梭的理想面对大型民族国家时，面对资产阶级的抵制时，面对更加强势的“洛克消极自由传统”时，其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和改造。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人民主权被简化成一张张选票；人民的选择变为有限的几个候选人或者没有本质差异的政策；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也仅仅“在选举的当天属于公民，而在选举之后就会成为统治者的专利”。历史证明，仅仅有抽象的政治目标并不能保证政治始终服务于人民。
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对于政治目标的论述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具象化色彩。从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的古典名句中就可初窥一二：“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等等。政治活动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民众的“饥寒”、“劳苦”、“疾苦”、“哀悲”等具体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问题，抽象的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对此，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这种思想系统化，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论述到：“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而这些对具体政治目标的论述可以汇聚成一句话：“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是人民民主
因为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制度的设计也会截然不同。如前文所述，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目标虽然被冠以“人民主权”或者“民主”的名义，但是很多思想家却始终忧虑“多数人的暴政”。其更在意的目标其实是“自由”，尤其是“财产”的自由。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对此总结道：“为了实现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目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套阻碍并限制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方法。”在这种制度体系中，民众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压制，他们即使通过“自由民主”机制获得政权，也不会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有很多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论者批评自由代议制民主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民主”。当民众始终处于制度性压制状态时，一方面使得他们的诉求很难与强大的资本或者利益集团相抗衡，另一方面当客观环境变化导致民众利益极度受损的时候，他们的诉求往往会被人为操纵，集中通过“狂热”或者“不理性”的方式爆发，导致所谓的民粹主义和政治撕裂。当今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困境都根源于这种民主制度的“不民主”。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的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由于目标的不同，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展开，不能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模式。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在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和改善民生、调动人民积极性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概括起来主要因为有以下特点：其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这种“三位一体”的民主模式可以保障中国的政治活动始终是围绕“人民”来展开的。其二，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其三，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有助于在各个层次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保证除了选举民主之外，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其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上述民主制度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集中制可以凝聚党心民心，“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避免出现西方政治过程中民主被资本和利益集团绑架，或者民意分裂、决策效率低下等弊端。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李 猛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